尽管美国总统乔·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两个多月前 宣布了一项数据传输政治协议，但我们仍未收到行政命令，原因就在于这些细节在最后一刻的讨价还价。美国情报界终于意识到，它需要更加谨慎地收集人们的数据。但这一认识很难转化为一份美国情报人员可以追究责任的“应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清单。
但不要被愚弄——这种“必要和适度”的措辞不应被低估。它首先将为美国人和欧洲人制定限制，规定美国情报机构在收集人们信息方面可以走多远，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这样做。当然，这不是许多隐私活动家想要的胜利。但这与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的仍困扰着许多机构的数据收集过度行为相去甚远。
其次，它可以让欧盟委员会有实力赢得法 中英数据 律挑战，而这一挑战几乎肯定会在新的跨大西洋数据协议签署后立即提起，最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前。如果美国政府用具体的语言概述其对数据访问的限制，那么——理论上——欧洲最高法院将更难裁定新协议违反了欧盟 27 国的基本隐私权。
此举还有地缘政治角度。自从欧据协议无效以来，美国官员一直声称，华盛顿对欧盟数据的访问与欧洲各国政府对欧盟公民信息的收集方式不同，这是有道理的。由于国家安全被视为国内职权（不受欧盟委员会控制），欧盟成员国的安全机构比美国安全机构有更大的权力监视欧洲人。
因此，通过首次概述美国数据收集的“必要和适当”限制，我们很难不认为华盛顿试图将目光聚焦到尚未做出同样公开承诺的欧洲国家安全机构的数据收集实践上。当然，我可能对此过度解读。但如果美国间谍愿意同意这样的限制，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欧洲人不能这样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