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者，禁止以对平民生存不可或缺的物体为目标在网络环境中尤其重要，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它不仅限于国际人道法或特定类型行动中的“攻击”。但对所有其他基本社会功能、服务或流程的保护——即那些不能归入上述类别之一的——首先取决于针对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它们的网络行动的法律资格。一般来说，只有可以被视为攻击的行动才会触发一系列基于国际人道法基本规则的法律限制，即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攻击预防措施原则。问题在于，各国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国际人道法攻击概念的范围和解释的看法差异很大。法国的广泛理解认为，当目标系统不再提供安装它所要的服务时，攻击就足够了，而以色列最近发表的对“攻击”的谨慎解读则将这一概念限制在（预期的）物理损坏范围内。现行法律至少在法律上使广泛的观点具有辩护性。但对于越来越依赖正常运转的网络生态系统的国家和社会来说，容忍这种灰色地带的风险可能实在太高了。
毕竟，一个国家全国性的行政机构陷入瘫痪、加密成千上万公民的税务记录、破坏电力或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或大规模扰乱金融市场或供应链。鉴于其规模和严重性——且不论这 洪都拉斯资源 些行动对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第三国（中立国）的影响——这些行动超出了我们认为可以或应该被视为允许的心理战、制裁或财产扣押的范围。此外，尚不清楚诸如加密税务记录之类的行动将如何有助于实现军事目标。除非如一些军事思想家预测的那样，未来战争中真的会包括对平民的勒索——除了宣传和传统的心理战之外——否则从军事角度来看，也很难证明这些行动的合理性。通过将基本社会进程置于法律灰色地带，这种勒索策略的趋势得到强化，并有可能逐渐破坏人们在武装冲突期间不得以平民为目标的基本共识。
虽然我们深知国际人道法的规制范围本身就存在局限性——事实上，国际人道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法律制度，旨在提供基础保护，而非提供完美或全面的保护，但我们认为，在 21 世纪的战争中，国际人道法竟然完全不约束此类行为，尤其是在其影响全国的情况下，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这些新型战争形式及其造成的损害是否可以在原则上纳入国际人道法的个别规则，因为这与问题无关，而在于某些社会进程和功能是否必须被视为至关重要的资产，以至于在武装冲突期间需要国际人道法的法律保护。